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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的权力化——中国恩感文化批判

2017/4/21 3:00:01
【摘要】   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:西方是罪感文化,因为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,生存的意义在于赎罪以拯救灵魂。古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,因为佛教认为世俗生活是苦难,所以生存的意义在于通过修行,渡过苦海...

  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:西方是罪感文化,因为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,生存的意义在于赎罪以拯救灵魂。古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,因为佛教认为世俗生活是苦难,所以生存的意义在于通过修行,渡过苦海,到达极乐世界。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,因为日本民族认为每个人都有确定的身份,人生价值在于恪守职责,所以具有强烈的羞耻感。那么对中国文化如何定性呢?李泽厚提出,中国是乐感文化,因为儒家相信天理人心,对世俗生活持有乐观精神。这一说法不无道理,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。但是,这还不能说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方面,因为乐观精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,是果而不是因,不是文化的内在的本质。所以,还要在价值取向上确定中国文化的性质。我认为中国文化应该称为恩感文化,因为中国传统伦理是建立在施恩与报恩关系之上的,恩是中国伦理的核心。

  中国文化的根源是家族伦理,其核心范畴是孝,推广为普遍的社会伦理范畴就是仁。孔子说“仁者爱人”,似乎仁就是爱。但是仁不能等同于现代的爱,它不是平等的爱,而是恩爱,恩是仁的真正内涵。在中国,所谓恩的观念,就是一方对另一方施以恩惠,施惠方就具有了支配受惠方的权力,而受惠方则承担了以牺牲自身权利回报施惠方的义务。仁作为恩爱,是一种以爱获得支配权力的伦理观念:施爱者有恩于被爱者,对其有要求报偿的权力;被爱者要对施爱者报恩,否则就是不仁。在家族伦理中,父母养育了子女,对子女有恩,这个恩也是一种责任,一种“爱”,要终生对子女操心、负责。另一面,家长也因此具有了绝对的权力,可以支配子女的一切,包括决定子女的婚姻、学业、职业,甚至“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。同样;子女必须终身报恩,附属于父母,服从父母,因此儒家有“父母在不远游”,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,父母死后还要守孝三年等信条,这就是孝,否则为忤逆。以此类推,兄弟之间的爱是兄长施爱于弟,因此弟要服从于兄,“兄友弟恭”就是悌;夫妻之间,丈夫对妻子的爱是恩爱,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,因此丈夫就对妻子有了支配权,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以报恩。
  这一施恩——报恩的伦理模式,蔓延到整个社会生活中,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关系。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信条都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上,如礼、义、廉、耻、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德等。中国伦理中缺少平等的关系,于是以恩为内涵的伦理关系就成为一种权力的运作,一种支配关系。民间所谓义气,实际上就是一种施恩与报恩的支配性关系。像《水浒传》中梁山好汉之间,就是如此。宋江作为大哥有恩于李逵,于是李逵就为大哥舍生忘死;而宋江也自认为对李逵有了支配权。当宋江喝了奸臣的毒酒之后,怕死后李逵造反,坏了自己的忠义之名,就让李逵也饮下毒酒,李逵中毒后知道原委,也不怨恨宋江,说生为大哥的人,死为大哥的鬼。这意味着施恩者可以剥夺受恩者的生命。
  恩推广成为政治伦理范畴,就成为封建专制的文化基础。君主对臣民行仁政是恩德,因此就有了统治的权力,甚至可以支配臣民的人身财产,即所谓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;而臣民要忠于君主以报恩,否则就是大逆不道。中国的专制与西方不同,统治者不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管理,而是进行家长式的统治,它更强调君民之间的伦理关系,政治统治被君父与子民的亲情关系掩盖了,即君父对子民施恩,子民效忠君父。中国知识分子即士与君主的关系也是如此,君主信用士,是有恩,士对君主尽忠,是报恩。孔子说过:“君使臣以礼,臣侍君以忠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“士为知己者死”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信条。百姓与官员的关系也是如此,官员是父母官,是牧守,人民是子民,是牛羊。官员很好地履行了职务,国人看来就是慈父、青天大老爷,要感谢他的恩德,而官员也认为自己“爱民如子”,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和统治的合法性。
  总之,中国文化的“三纲五常”的渊源,就在于恩的观念。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固,具有深厚的文化心理的因素。恩感文化使情感权力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,是情感化的意识形态,它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。恩感文化创造了许多世俗的神话,如真龙天子神话、清官神话、忠臣神话、大团圆神化、善战胜恶的神话,这些神话成为意识形态的活的形式,构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。著名的《赵氏孤儿》的故事,体现的就是这种文化心理:仆人要报主人的恩,让自己的儿子替代主人的儿子去死,这成为一种美德。可是,我们可以反思,仆人的儿子一定比主人的儿子低贱吗?父亲有权力把自己无辜的儿子送死吗?主人真的对仆人有恩,以至于要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报恩吗?新近上演的电影《金陵十三钗》又重复了这种“美德”,妓女甘愿代替女学生承受日本军人的凌辱。
  当然,如果历史地看,恩感文化发挥了稳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,它成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,一方面使人民成为企盼恩德和感恩的奴隶,服从封建社会秩序,形成鲁迅所说的“主奴关系”,另一方面也使封建家长制度具有了某种人情味,减少了统治关系的严酷性,从而避免了西方中世纪那种神权、贵族政治。但是,历史已经走出古代,这种恩感文化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,不应该继续了。
  在现实社会,由于事实上的不平等,就形成了恩的伦理:强者要对弱者施恩惠,而弱者要感恩、报恩,恩成为一种美德。但这种伦理虽然有现实的根据和合理性,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,而像一切意识形态一样,具有某种缺陷和局限。纯粹的爱是最高的价值,而恩不是纯粹的爱,是爱的畸变。恩与爱都是利他,但爱是纯粹的情感,而爱不涉及利益,也不要求回报;而恩虽然有感情因素,但与利益结合在一起,并且要求回报。因此,必须用爱来约束恩。离开了爱的前提,恩就是一种借债与还债。只有基于爱,施恩与感恩才具有某种正当性,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情感的债务。由于爱作为最高价值的缺失(没有爱的宗教),中国的恩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法则,一种意识形态,一种支配性权力,爱的因素被压抑、排斥和扭曲了。
  从哲学层面上说,恩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。按照福柯的观点,权力无所不在,支配着人和社会的各个领域。伦理就属于这个权力系统,它作为集体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支配、规训力量。但这种伦理权力也有其解构力量,那就是真正的爱。爱的核心是同情,同情是主体间性的构成,是对施爱者和受爱者双方的肯定,只能以爱交换爱,施爱者不会变成占有者、支配者,爱的对象不会失去主体性,不会沦为权力支配的对象。因此,同情作为真正的爱可以消解伦理对人的禁锢,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,从而成为伦理中的积极因素。但中国的伦理却缺乏这种解构力量,也减少了这种积极因素,因为它把爱当作恩,恩爱排除了同情,不具有主体间性,而是以情感方式对他人的占有,是对自己的支配地位的确认。这就是说,爱交换了权力,或者说是爱的权力化,是爱的异化。当然儒家也谈同情,孟子讲君子有不忍人之心,但这种同情心却受到了恩的限制而丧失了普遍性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恩,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恩爱,还是统治者对子民的恩德,或者是“义士”对弱者的恩义,都在情感上和伦理上把受恩者降为奴隶,这是一种温柔的奴役。正是在恩文化当中,中国人失去了自我,失去了自由。
  恩爱作为爱的异化,不仅表现在权力化上,也表现在其他两个方面。其一,由于爱权力化,所以伦理评价就成为爱的前提,爱被狭窄化,被仇恨所抵消。本来爱是超越功利的,具有普遍性,爱要战胜仇恨,要爱一切人,如圣经所言,要爱自己的敌人;佛家讲要有大慈悲心,这才是真正的爱。儒家虽然讲仁者爱人,但这种爱是恩爱,要有回报,因此是有边界的,对于非礼者,对于小人,就没有爱,甚至还要食肉寝皮,因为他们是非人,是“禽兽”,不配享受人的待遇。这个逻辑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:小人不知报恩,所以不配得到爱。其二,由于恩是一种权力,要有回报,因此权力的大小、回报的多寡就决定了爱的程度。本来真正的爱是没有等级的,对所有的人都要一视同仁。但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,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来衡量爱的程度。同一宗族形成利益共同体,彼此的爱就浓,血缘关系越近,爱就越多,反之就越少;血缘关系以外,爱就更淡。因此儒家批评墨家主张的无差等的爱,而主张有差等的爱,血缘的远近成为爱的多寡的标准。这实际上也是情感权力等级化,而这也就是说爱的多少是基于获得的支配性权力的多少决定的,越是爱得多的领域,如家族内,支配权力就越大,回报就越多;而越是爱得少的领域,如家族之外,支配权力就越少,回报也越少。总之,恩感文化使爱异化了。

  与中国传统文化讲“人恩”不同,西方文化也讲恩,但这是神恩,只是超越的上帝才有的对人类的恩爱,这是无私的绝对的爱,因此人类才要以信奉上帝来感恩、报恩。《圣经》说:“神救了我们,以圣召召我们,不是按我们的行为,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;这恩典是万古之先,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,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,借着福音,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”[1]这就是说,只有人神关系中才有施恩—报恩,而这种报恩不是外在的奉献,而是内在的信仰。而在社会生活中,人与人是契约关系,彼此平等独立。在伦理领域,西方人也讲爱,但这个爱来源于上帝,上帝把爱分享给每一个人,因此人际关系中的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,是自由的主体对另外一个自由的主体之间的同情和关怀。《圣经》说:“亲爱的弟兄啊,我们应当彼此相爱,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,都是由神而生,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,就不认识神,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,使我们借着他得生,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,乃是神爱我们,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,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,神既是这样爱我们,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,我们若彼此相爱,神就住在我们里面,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”[2]在基督教文化中,施爱者不因为爱他人而有了支配他人权力,被爱者也不因此而附属于施爱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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